每當我和中小企業主談論台灣的稅務環境時，經常聽到老闆們的一句抱怨，「聽說在台灣打稅務訴訟，人民時常敗訴！」
在早年，行政法院由於不開庭行言詞辯論，書面審理的結果，人民往往是吞敗的一方，行政法院因此被戲稱為「駁回法院」。但這幾年，行政法院不論在組織架構或審理程序都已大幅調整，民告官的勝訴率也屢有佳績。也因此，現在當企業遇到不合理的課稅處分時，我都會鼓勵老闆們勇於提起行政救濟，為自己的權利奮鬥。
最近就有一則令我印象深刻的案件，讓我拍案叫絕，直呼：「這法官真有Guts！」
外型特殊就要加稅？
故事的主角是一間位於桃園的A公司。A公司所有桃園市大園區埔心里的房屋，經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做成109年及110年房屋稅繳款書。A公司主張，這兩張繳款書中關於房屋稅的計算標準違法，憤而提起行政救濟。
依據房屋稅條例規定，關於房屋稅的稅額計算是以「房屋現值」乘以「稅率」。其中，「房屋現值」是由地方稅捐稽徵機關，依據各地方政府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的「房屋標準價格」核計而得。而「房屋標準價格」的形成，必須考量建造材料的種類、耐用年數、折舊標準、所處商業交通及房屋供給需求，並比較不同地段的市場交易價格，再以抽象化的標準預先規範。
然而，桃園市政府稅務局卻認為，由於A公司的房屋屬於「特殊建物」，不僅建造成本高於一般建築物，且具有特殊設計。因此在上述法律規定之外，還必須透過桃園市政府稅務局內部制定的作業要點，將A公司位於特定航空噪音防制區域內的房屋標準單價，以200％加價核計「房屋現值」。
其次，由於機場附近居民長年受機場航道噪音影響，因此，對於經市政府公告劃定特定航空噪音防制區的全部房屋，在適用桃園市房屋街道等級調整率核計房屋現值時，桃園市政府稅務局皆按七成核計房屋稅；但唯獨將A公司的房屋排除在此項優惠之外。
對此，A公司既不滿又不解地表示，A公司為履行公共任務所須因而興建特殊設計的建物，為何可以做為增加房屋現值的參考依據？且身為國營企業的A公司，根本不可能將該建物在市場上重複交易，進而炒作房價，又為何需要加倍繳納房屋稅？此外，縱使是航空噪音的因素造成居民困擾，但A公司也已經提撥高額的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給桃園市政府使用，桃園市政府稅務局卻仍逕自取消A公司的建物適用三成的房屋稅減免，也未免太「牽拖」了吧！
A公司在歷經復查及訴願程序遭駁回後，進入第一審行政訴訟程序，幸運的齒輪似乎開始轉動。
一碼歸一碼
法院認為，桃園市政府稅務局雖然一再主張A公司的建物屬於「特殊建物」，但該建物究竟哪裡特殊（建造成本或外型），其實不夠明確。因為A公司的建物，不論在構造別、建物類型、適用稅率與標準單價等事項，在桃園市政府稅務局的內規中都有相對應的類別可以適用，與其他房屋並無不同。
此外，在A公司的各項建物中，不論構造別、建物類型（功能）、適用稅率與標準單價也各不相同。桃園市政府稅務局僅以其為「特殊建物」，即一概以房屋標準單價加計兩倍核算房屋現值；且只因該建物為A公司所有，即一律排除按七成核計房屋稅的優惠，而未就各該差異甚大的不同房屋予以區別，也不符合「租稅公平原則」。
其次，在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中，為鼓勵國際機場的企業化經營，以促進產業發展，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，針對A公司所有的建築物特別給予免納房屋稅的優惠；僅就A公司「提供第三人使用並為收益」的部分，仍維持課徵房屋稅的規定。但桃園市政府稅務局卻又將A公司「提供第三人使用並為收益」之房屋的房屋標準單價，以200％加價核計房屋現值，形同挖東牆（提高供第三人使用並為收益的房屋現值）補西牆（免徵供第三人使用並為收益外之其他房屋的房屋稅），已違反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21條第3項的規範意旨。
此外，法院認為，機場噪音實際上是源自飛機起降，而非來自房屋本身。換言之，A公司的建物並非造成其他房屋價值貶損的原因；且A公司的建物也和與其他房屋一樣，同樣受到飛機噪音的干擾。如果只是因為A公司經營飛機起降業務為噪音來源，就不允許A公司同享調降房屋現值做為補償，無異等同以租稅手段，課予A公司負擔噪音防制的義務。
白話地講，凡事應該「一碼歸一碼」。飛機的起降聲響如果已經達到噪音管制標準，此時正確的管制工具，應該透過噪音管制法來進行約束。此外，依據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13條及第14條第1項規定，A公司已經負有「向使用人收取噪音防制費，並提撥一定費用做為回饋金」的義務。換言之，對於飛機噪音干擾的危害，現行法制已有相關補償機制可供運用。至於課稅手段，還是應該維持「中立性」與「公平性」，亦即依據「課稅標的（房屋）所表彰的負擔稅捐能力」進行判斷，而不應該夾雜與此標準無關的其他因素在內。
本案最令人欣賞之處在於，法院不僅拒絕適用違法的行政命令（即桃園市政府稅務局制定的作業要點），並明確以「租稅公平原則」審查課稅處分的合法性，實屬難能可貴。在過去，這些抽象的原理原則（例如公平、正義、中立等）經常被法院擺在一旁。一個可能的原因，或許是法院判案講求明確性，而這些基本原則的解釋卻往往因而人而異，使得法院不敢輕易使用。
就好像我經常對我家雙寶說：「你們要乖乖聽話喔！」也同樣空洞難以執行，因為我們對「乖乖聽話」的衡量尺度有著不同的認定標準。
但事實上，正是因為這些抽象原理原則的存在，才能夠體現法律的真正價值所在。
菩薩不下凡，豈能救渡眾生？
抽象原則如果只是束之高閣，又如何能在具體個案中扮演神救援的角色？
常聞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。我常想，與神同行的法官，更是難尋！
